天涯居士

劳动力的价格是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所需物质条件的总和，它由劳动者人口和劳动者生存条件双重决定的。劳动人口虽然多，但生活优裕，劳动力价格是不会低廉的。社会生存条件越差，劳动者生活要求就越低，劳动力价格也就越低。英国圈地运动让大量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无产者，他们的生存条件变得恶劣，生活变得艰难，这样就为城市工业资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虽然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为跨国资本提供了现成的廉价劳动力，但是中国能保持长达三十年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单靠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众多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被人为地、长期地压制在最低水平。国企私有化运动又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废止又使失业者的生活雪上加霜，生存更加艰难，这样就为外贸企业和跨国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可见，中国劳动者生活受到社会政策的压制，是跨国资本在中国长期获得廉价劳动力的重要原因。
　　
　　
　　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向外输出的产品中所含的价值，看看跨国资本家从中赚取到了什么。先介绍两对概念：产品与商品，本值（Worth）与价值（Value）。商品就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产品。农民种粮自食，此时的粮食只是产品，当农民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换成其他物品或货币时，粮食才成为商品。本值内持于产品，是凝结在产品内的使用价值、社会平均必要劳动（即劳动价值）和生产资料消耗的总和。价值则外附于商品，是市场交换对产品本值的价格体现。在产品转变成商品的市场交换过程中，本值往往不能被价值真实体现，价值也常常不能准确反映在价格上，于是就发生本值到价格的两次市场背离，即价值对本值的背离，价格对价值的背离。在市场泡沫化、供需失衡的卖方市场、流通过度及商品垄断的情况下，市场出现正向背离：价格高于价值，价值高于本值。反之，在流通不足、供需失衡的买方市场，市场垄断的情况下则出现反向背离：价格低于价值，价值低于本值。
　　
　　
　　市场经济环境下，谁控制了市场，谁就决定了市场背离的方向。国际政治所围绕的中心，归根结底就是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即对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进行垄断，这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实质。过去八年，国际石油价格在美国的垄断操纵下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到每桶140多美元，这就是国际原料市场正向背离的实例。但是，中美贸易中则出现严重的反向背离的情况。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价值大大低于产品的本值，产品内所含的劳动价值和生产资料成本得不到价值与价格的体现。拿服装出口做例子，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服装，其使用价值相等，劳动价值相等，作为生产资料的布料和机械成本相等（因为中国用进口的布料、用进口的设备制造），所需平均劳动时间相等。那么为什么中国制造的价格就比美国制造的价格低8到10倍？最简单的答案第一是中国工人的工资低，第二是中国工厂营运成本成低。
　　
　　
　　先看工资部分。中国工人工资低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我前面已经讨论过。二是我们一直在把劳动力成本取代劳动价值，而劳动价值根本就没有被计算到产品价值中去。布料和机器放在一起是不会变成服装的，关键是工人的能动参与使布料产生了新的使用价值。这种增值过程所体现的就是劳动价值。在雇佣关系下进行劳动的工人具有劳动主体——人（即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双重身份，但他们只被雇主当作可以被其它生产资料，如自动化机械设备取代的生产资料，因此，工人的劳动价值是完全不被资本家承认的，讲得直白点就是：“不把工人当人”。工人工资只是作为生产资料成本对劳动力进行偿付，而不包含偿付劳动价值的部分。这样中国服装产品内所凝结的劳动价值被湮灭了，或被剥削、被无偿输往了美国。
　　
　　
　　再看工厂营运成本部分。生产资料的成本包含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价值因上述各种原因被低估的情况已毋庸置喙，必须指出的是间接成本价值则完全没有被估算，包括了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这是财富增值最根本的要素，是劳动潜能的源泉。可是，这些成本价值完全没有被体现在中国外贸产品的商品价值和出口市场价格上。不仅如此，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贸易增长还盲目引进生产严重过剩的夕阳产业（国外的社会成本被转嫁到中国社会）、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型产业、污染严重并不易治理的产业等，使得价值向外无尝输送的情况变本加厉，中央政府出口退税政策又鼓励了这种耗竭社会劳动潜能，扼杀价值再生循环的自宫性行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劳动阶级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默默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而中国政府以资源环境的耗竭为代价为西方市场无偿输送了无以估量的劳动价值财富，为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提供了便利，并因此让中国息方法多国家肩负起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此刻，我觉得刘涛认为没有美国这样的债务帝国的“虚拟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劳动人民摆正心态被美国剥削和掠夺的观点已经变得毫无人性了。要求回答：美国的市场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熟轻孰重、是注资拯救美国的赊账消费重要还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重要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轻描淡写。而更令人感到沉重和担忧的问题是：中国以外贸，特别是对美贸易为导向的、灭杀民族创造性、断绝社会财富再生循环的经济道路还要走多远，还能走多远？！
　　
　　
　　三、“世界经济大循环”理论的实质、陷阱和政治后果
　　
　　
　　刘涛在他的文中提到了“世界经济大循环”，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大循环理论指的是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分工体系内、不受国家主权制约、以资本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所进行的流动和转移。帝国主义在殖民时代靠炮舰政策来掠夺世界，1970年代以后靠的就是这个大循环理论，即国际资本在与之相配合的货币政策推动下，辅以旨在控制、演变和颠覆主权国家所展开的军事外交和地缘政治来对世界资源、产品市场和劳动进行空前规模的掠夺。被国际金融寡头操控的世界贸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国际货币基金（IMF）就是专门从事世界资源和财富掠夺的国际性金融贸易机构。早在二十年前赵紫阳及其幕僚把“大循环” 理论奉为至宝，后来赵紫阳麾下的这些“改革家”们不少都被发现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89年后他们中有的锒铛入狱，有的叛逃到西方成为当今几个最恶毒的反华分子。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这个至今普遍被中国改革派尊为经济改革圣经的大循环理论后面所深藏的政治企图。
　　
　　
　　赵紫阳的政治势力虽然昙花一现，但被他们引入的这个世界经济的瘟疫并没有退出中国主流政治的舞台，而是成为了朱镕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南。1999年5月6号，新华社转发了经济参考的一篇文章，题为《加入ＷＴ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篇文章出自深圳的经济改革智囊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政府的国家经改政策最具权威性的诠释。该文毫不掩饰地声称：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对中国产业进行重新整合”。这里所谓的市场经济原则实质上就是美元本位体系下的西方经济规则。文章继续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国际资本的进入速度将会加快，国内生产要素市场将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产业的重整将纳入国际分工体系，通过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对中国国内资源的重新组合”。这段文字和盘托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使命，那就是第一步依靠国际资本对中国产业进行重组，使其彻底受控于西方经济体系，成为在西方经济体系中承担“国际分工”职能的一个经济器官；第二步通过国内生产要素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为国际资本的运作架构起一条畅通无阻的渠道或一个有结构保障的平台；第三步完成对中国国内资源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国际大循环达到国际资本对中国国家资源和中国国民的劳动进行最彻底的掠夺。这三部曲的典型案例就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在CIA授意之下对中国石油产业进行“成功”的改造。
　　
　　
　　这个被二十年前的赵紫阳和十年前的朱镕基尊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灯塔、今天依然在中国决策层大行其道的所谓“后工业期国际经济大循环” 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涉及到了两个关键的概念：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资本与资源的进出不受任何政府行为的约束，产品的进出不受关税限制。这种大循环必须通过自由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的推行来得以实现。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完全与这套理论相隔离，但美国一直在用这套东西摧毁主权国家的经济体系，使其成为自由经济的牺牲品，以此达到在政治上分化、颠覆、控制主权国家，反过来又通过对主权国家政治上的控制和颠覆来对其进行资源和财富的掠夺。
　　
　　
　　其实大循环理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的政治本质就是殖民主义，它的经济本质就是国际垄断。它不过是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在后工业时期的翻版而已，差别在于，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靠船坚炮利来推行这种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新殖民主义和超级帝国主义则是靠国际资本输出和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输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国际分工”和“自由流动”是利益最大化所必要采取的手段，不单是受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苏联当年也想要逼迫中国承担“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在华约国家内流动（故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主席一口拒绝了。在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出现社会分工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这种社会分工就成为了国际分工，而生产要素的流动则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流动。于是对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循环往往是一个经济陷阱。在国家主权保护下的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内，社会分工和生产要素流动是总体平衡的，虽然在社会的某一个局部会出现不平衡，例如因剪刀差而形成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但合理有效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可以做到给农民利益补偿，不会有生产要素被外来资本垄断而导致流失的情况。但是国际分工和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大循环”就不同了。
　　
　　
　　首先，生产要素的流动一定是在一个被发达国家垄断了的贸易体系内进行，即在一个被垄断了的市场中进行不等价交换，造成生产要素配置开放性的不平衡和生产要素掠夺性的流失。例如，发达国家通过价值被高估的工业品与被价值低估的农矿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掠夺性地造成不发达国家生产要素严重流失之后是绝对不会返还经济补贴给不发达国家的。
　　
　　
　　其次，这种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一定是在发达国家所规定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和受控于西方货币政策的资本市场中进行，其结果是不发达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所得又遭受到二次掠夺并陷入难以脱身的货币圈套。中国近年来就深受这种二次掠夺和货币圈套的折磨，一方面经常项目的贸易所得被美国债券截留在外，无偿地维持着美国的挥霍无度，而国内儿童念不起书、老人看不起病，矿工们为了每月20美元的报酬成百成百地丧了命。另一方面，美国一手逼迫人民币升值，一手连续降息，导致国际游资大量进入中国套利，迫使国内货币过度投放，房地产和股票投机市场严重泡沫化，造成国内市场物价飞涨。中国为了控制美国转嫁进来的通胀，不得不提高利息，一边打击了国内企业生产，一边吸引了更多地国际热钱，资本项目账面出现更大幅度的盈余。紧接着美联储让美元不停地贬值，结果中国美元储备大幅度增长，又大幅度贬值缩水，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被掠夺。
　　
　　
　　再次，大循环体系中的国际分工最终将导致国家民族的国际生存方式的深刻改变，使得国家经济畸形发展，失去经济再生循环的能力而不能成为独立的经济体，国家便从一个完整的系统蜕变成为一个单功能的经济器官。当人们说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们不要以为很自豪，实际上是很悲惨的。想一想两百年后，当中国国内的生产要素耗竭之后，这个功能器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国际分工异化了两百年的中华民族也就在世界上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了。老殖民主义者在非洲的单一殖民经济就是更早的国际分工的先例，它是今天非洲许多国家战乱、贫困和极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或许有人会说，英国和美国当年也都曾经是“世界工厂”，但别忘了，英美成为世界工厂时，世界的资源和产品市场是被英美控制的，他们不是在为别人“打工”。而今天中国什么都控制不了，只能为别人 “打工”。一旦要跳出他们的控制，去非洲开拓资源、发展市场，就立刻招来围攻。达尔富尔问题和最近石油工人被绑架杀害等事件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能否认识大循环理论的实质，能否规避大循环的陷阱，这是关系到百年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推行“世界经济大循环”，是以维护美英为首的西方虚拟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和体制规则为前提的，是以削弱乃至摧毁其它国家经济和政治主权为后果的，其本质就是在全球范围推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以说，“世界经济大循环”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经济理论。
　　
　　
　　这里非常值得提到具划时代意义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循环理论在全球范围的运用推行始于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始于八十年代，由此中国确立了彻底依赖美国产品市场的、以美元为目的货币的重商主义外贸型经济发展模式（一切为了美元，一切为了出口）；美国八十年代开始广义货币（M2, M2, M4及M5）总量达到狭义货币（M1）总量的2倍，标志着虚拟经济对GDP的拉动与消费并驾齐驱；美国资本市场上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品也都诞生于八十年代。这些同时发生的事件在三十年前看来都是毫无关联的，但其背后存在着一种超然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大循环理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楚了，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元储备日益增加其实就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联体畸形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国家统一等政策都服从于“世界大循环”的重商主义经济路线，在某种意义上已转变成为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的孪生物。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民族心态也集中表现出腐朽政治制度和社会所具有的一切典型的丑恶现象：急功近利、唯利是图、鼠目寸光、尔虞我诈、穷奢极欲、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甚至丧尽天良。如今，这个大循环理论已经左右了中国的一切，中国的决策当局继续在按照这个理论的蓝图来设计规划国家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等等，也因此改变了执政党的阶级属性、国家的政治形态，执政者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已经转变成为恶性对立的关系，大规模民变和社会的动荡也有发展的趋势。这是必然的。
　　
　　
　　三十年来，在大循环理论和自由经济理论指引下，中国以美元为目标货币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道路改变了中华民族生存方式。正是这个改变才为美国超级债务帝国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资源可能。正如刘涛指出的，中国的“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中国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三十年来，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蜕变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执政党蜕变成为剥削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党。正是这些蜕变才为美国虚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发达提供了政治保障。执政者，尤其是地方当权者已经与本国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结成利益攸关的政治经济联盟，虚拟资本对中国的掠夺也就有了行政和法律的保护；三十年来中国政府放弃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诉求，事实上已把台湾交给美国托管，并且对美元本位的经济体系和西方政治秩序无原则、无条件地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义务。正是这些国家基本策略的改变才为美国全球金融、军事和政治霸权的巩固与延续提供了地缘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正如刘涛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这恐怕也是今天中国的买办官僚阶级、新生剥削阶级甚至共产党领导层决大多是官员的肺腑之言吧?
　　
　　
　　由此可见，中国三十年政治经济改革所奉行的各项政策，在国际上协助和支援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空前壮大，也在客观上刺激、助长和纵容了债务帝国虚拟经济的“发达”。 英国《金融时报》经济评论认为中国过度的美元储蓄助长了美国资产价格泡沫。可是，刘涛却引以为自豪，他不无赞赏地论道：“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在国内，三十年的政经“改革”抚育了地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起，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期发展形成严重威胁。这些地方官僚资产阶级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沆瀣一气，相助为虐，对中国劳动人民的进行无情的盘剥和掠夺。以例为证：地方政府扶助跨国公司以其规模、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对中国国内市场进行垄断，不仅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而且造成整个国家和居民的福利损失，以及国民资源与财富的大量外流（对此国家毫无任何法律法规加以制约）。目前中国的外资垄断很多是地方政府的发展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吃里爬外，人为打击民营资本，却极力保护外商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收益，帮助跨国资本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的社会财富。2002至2007这5年间，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减少了100万。外资企业的平均税率是17%，而民资民企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安分守己的做生意，则需要交平均33%的税。在国内已开放的任何行业，排名前五的都是跨国企业，不是因为它们财大气粗有竞争力，而是国家引进政策让它们降低了一半的成本。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与外商勾结，狼狈为奸，中饱私囊，随后将巨额赃款汇往国外私人账户。这就是大循环理论运用最成功的案例，中国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最彻底、规模最大、成果最显著的国家。
　　
　　
　　四、 精神废墟下的改革只能葬送民族国家的未来
　　
　　
　　当我们为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敲响警钟时，常常会被指责为“意识形态”挂帅、“民粹主义”作祟，是在抹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稍微有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从来都是一个严肃地意识形态的问题。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反作用于社会经济活动。公有制的国家与社会，土地作为国有或社会公有的财富是不能被当作商品进行资本化流转的。而在私有制社会，土地是商品，是可以进入市场买卖的，但其前提必须是土地所有权的界定，亦即私有制法统地位的确立。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其社会形态就决定了土地资源的所有权最终被少数人占有。因此社会经济活动一定是在与之相符合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发生的。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首先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选择和与之相符的意识形态的选择。这一点是不容模糊的。
　　
　　
　　“民粹主义”作为平民主义政治哲学思潮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不公所带来的必然产物。私有制成为法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将这种社会不公发展到了极端，贫富悬殊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许多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民粹主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兴起是不可避免地，也无可厚非。提倡“先富”的“菁英主义”实际上就是让一小部分所谓 “社会菁英”——官僚资产阶级享受改革的成果，而大部分劳动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其结果就是社会大众利益被社会菁英压制，国家利益被社会菁英出卖。因此民粹主义在目前的形势下具有它一定的社会进步意义。在跨国资本的严重侵蚀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现状下，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它成为平民阶级维护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唯一的斗争武器。
　　
　　
　　被“改革家”们随时挂在嘴边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成果则更让人联想到行刑前那最后一碗丰盛的断头饭而让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的现实已经把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憧憬打得粉碎。我们还是来展现一下如此的经济改革已经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推到了哪里。
　　
　　
　　改革家们带给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拿中美两国经济作一个比较：以1959年为基点，美国用了49年，到2008年不变价GDP增量为4.9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6.6倍，每年超额发行货币的速度为3.51%。再以1990年为基点，中国只用了16年，到2006年不变价GDP增量4.7倍，广义货币M2增量为22.6倍，每年超额货币发行速度为10%，是美国的2.8倍。到2006年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到34.5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4.3万亿美元，而当年中国GDP为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可是美国同年货币M2存量相当于GDP的55%。如果换算成同等经济规模，中国的货币存量是美国的3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泡沫化的程度比美国严重3倍。可是控制着世界货币、人口只有中国1/4的美国要比中国有更大的周旋空间。美国在以中国1/3相对货币规模的基础上，都已经形成了超过GDP两倍的股市泡沫，以及全球最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中国仍以每年17%的速度在不断地增加着货币存量，比美国快3倍的速度在制造着泡沫，也可以说，中国经济走向危机的速度比美国快3倍。看看北京上海两地市中心房价已经达到10万元人民币/每平米，而两地城市居民平均支付能力还不到这个价格的1/20。就是这样的房地产“繁荣”在支撑着地方财政和银行储蓄存款的投资收益。当不可避免的崩盘一旦到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串通银行和房地产商，反过头来拿这个大泡沫挟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威逼央行托房市。他们为了保住投机暴利，不惜给国民经济绑上更大的定时炸弹，其做法与刘涛在他的文中鼓吹救美国债券市场的“软着陆”主张如出一辙。
　　
　　
　　这种靠炒房市和炒股市来制造经济繁荣假象的做法，是效仿了美国9/11后的经济政策。进入21世纪后，美国按照新保守主义的超级帝国的设想，着手控制世界能源和欧亚大陆地缘要冲，为此摆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战场。网络泡沫的破裂使得美国这个昂贵的计划不得不寻找新的经济亮点，于是美联储在2001年一年内连续7次降息，紧接着就有了2003到2006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繁荣”就是这么制造的。然而美国经济最“繁荣”的部分并非房地产市场及其相关行业，而是房地产连带起来的资本市场。繁荣的秘诀就是“资本化”运作，即将债务资本化，将风险资本化。所谓资本就是能产生价值的价值，任何东西只要一经资本化就立即有了市场价值，就可以变“钱”，就有了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家们学这一套东西特别快，亏损再严重的公司只要经过资本化运作，把它抛上股市，就立竿见影地赚起钱来了，于是股市火爆，全民炒股，好不繁荣。城市中的一块居民住宅区根本生不了财，一抵押出去马上变成资本，上亿的银行贷款就落入了地方官员、银行官员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于是强行拆迁等各种恶行恶状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房价也在就居民的怨声中不断飞涨，好不繁荣。这次改革家们又看中农村的土地了，又要将它资本化流转起来生财，又将有新一轮的“繁荣”被制造出来，三十年改革的成绩榜上又将有一番新的景色。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贫穷地区的官员去经济发达地区考察取经，发现夜晚挂着红蓝白三色条旋转灯的理发店生意实在火爆，于是亲身体验了似乎是最赚钱的行当，回到家乡如法炮制发达地区的致富之术。结果他家乡新开张的几十家理发店里没有一把理发刀，店里全都却坐着一堆不会理发的卖淫女。中国的改革从美国搬来的很多就是这样的制造着繁荣景气却不务正业的理发店。可是发达地区的理发店至少还懂得理发，美国的资本市场至少还能孵育朝阳产业，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只能是一个敛财的骗局，一个制度化腐败和社会危机的放大器。
　　
　　
　　中国的另一个经济泡沫就是环境和资源负资产，情况同样可怕。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和受污染民众的医疗费用逐年加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出超了GDP增长，造成社会总资产的隐性负增长。从比较优势来讲，在被西方垄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上，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只能是在比较劣势下生产。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如果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抵消不了环境治理成本的增长而形成实际负债的后果。这种追求产品出口、追求美元的经济发展道路让中国自然资本损失更加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急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自然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经过三十年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若干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把环境和资源的成本损失和追加投入计算进去，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已经是个负数，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储备也难填补这个沟壑。朗咸平教授指出：“中国的下一代会很惨”，这决不是在耸人听闻。
　　
　　
　　处在严重危机下的中国，其经济已是身陷囹圄、进退两难，其社会已呈现累卵之危相，阶级对立日趋激化。这个现象决不是一个专业决策的技术性失误或客观条件的不济等说法就能解释的了的，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主体意识形态的崩溃，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政治上，决定经济政策的执政党对自己信仰的叛变，导致整个上层建筑的颠覆。正因为当年流行资本主义“补课”一说，中国才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路线，才会拥抱“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正因为共产党成为“三个代表”而不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受跨国资本的剥削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因为资本家都可以入共产党，官僚资产阶级才得以控制人大，私有财产才得以“神圣”地进入国家宪法的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土地才得以被官商合法买卖。“阶级关系决定民族关系，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也正因为官僚阶层成为剥削阶级的代表和跨国资本的代理人，跨国资本的利益才高于民族利益，国家的统一重要性和紧迫性才会让位于中美贸易，让位于“国际正常经济秩序”，让位于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和谐世界”。
　　
　　
　　文化上，改革家们崇尚“重商主义”发展观，民族文化的价值依皈由此发生巨大转变。正因为“不管黑猫白猫”地走重商主义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华民族才丧失了开拓创新的能力，才会泯灭良心地造假、贩假，把民族智慧出卖给贪婪；正因为“无商不活”的致富观被推向极端，今天中国可耕土地资源的流失才到了危及后代生存的地步；正因为“唯商为贵”，从农村到城市才会“热闹得楼上是棋牌赌馆，对面是妓馆”，街上买毒品如同买香烟一样方便，“有奶便是娘”才成为社会的实用道德准则。
　　
　　
　　纵观历史，我们找不到一个民族国家可以靠“重商主义”续命存嗣的。精于海上贸易的腓尼基曾经富甲天下，其兴起远早于希腊。腓尼基人是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所以他们能够控制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市场，在西班牙和西北非洲也都拥有殖民地，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埃及和希腊的附庸。腓尼基留存在殖民地的最后一支——迦太基也终被古罗马所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又是两个典型的重商民族，他们几千年来都颠沛流离于欧洲各地，寄人篱下。当美国走下世界霸坛，再也不能为以色列撑起卵翼时，精明的犹太人在中东难保将来不被阿拉伯人淹没。而吉普赛人至今都只能在欧洲各地靠诈骗和偷窃维生。英国的崛起虽然曾经一度重商，但却是在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之下。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都是将“商”置于“工农兵学”等阶层之末，商人“富而不贵”，这与中华文明能够绵延数千年、历经各种磨难而不灭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历史更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上或上层建筑的瓦砾间成功崛起的。没有一面精神旗帜的指引，聚则成寇、散则为氓，进无目标、退无根据。即便能盛兴一时，也都未能持久不衰、或亡而复兴的。中国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信仰体系来凝聚社会的精神，来归引社会的行为。金钱是中国当前唯一被祭奠的精神旗帜。一条不以改革家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法则是：民族精神溃烂在金钱之下的国家一定走向灭亡，而在金钱中兴起的民族一定没有国家。
　　
　　
　　五、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环境下中的独立经济体系是大国崛起的战略基础和保障
　　
　　
　　这次金融风暴揭示出，美国的经济成长已经丧失了依靠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结构。美国经济繁荣靠一虚一实两头拉动。实的一头就是依靠挥霍和浪费来刺激消费，以保持经济增长。美国的社会消费已经严重依赖海外，靠刺激消费维持繁荣的政策也已走到了尽头，这次房贷危机便证实了这一点。虚的一头就是靠广义货币存量放大和异化于传统银行业务的金融赌博所支撑起来的虚拟经济，又通过虚拟经济来剥削中国的实体经济，将中国的贸易顺差重新回流到美国。这个体制的基础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似乎已发生了动摇，向未来举债和向世界举债的债务经济政策应该是难以为继了，可是中国的鼎力相助又使它得以苟延残喘。本来，美国具备雄厚的科技实力，科技创新完全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2000年网络泡沫的破裂严重透支了科技创新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拉动的战略储备。美国事实上已是一个破了产的国家，债务帝国已经穷途末路，但是美国是不甘于衰落的，是不会像刘涛无知的幻想中所期待的那样“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走下霸坛，让中国“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美国将更加诉诸于对外扩张和掠夺来寻找经济增长点，因此美国将在政治外交上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用它的“普世价值”垄断国际政治思维；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一连串的战争便是这种扩张的硝烟；在经济上则越来越依赖金融寡头对资本市场和货币的操纵，而全球范围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风暴”以及紧随而来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对“受灾”国的“紧急援助”、“紧急贷款”正是美国攻陷一座座城池的金鼓之声。
　　
　　
　　中国今天的当权者对西方虚拟经济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美国债务帝国的衰落趋势缺乏历史的判断，对美国金融寡头政治的侵略性和危险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对人类的社会进步事业缺乏坚定的信念，却只是肤浅地看到一定历史阶段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世界表面显得比社会主义国家富裕，于是抱着机会主义的投机心态，彻底抛弃了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竟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带领自己的国家“接轨”、“融入”一个不断制造着灾难的经济体系，还孜孜效仿美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机制，向本来不得其门而入的“狼外婆”们拜师求教。不少像刘涛这样的“专家”、“学者”更是以他们空妄谬伪的说教让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歧途，不仅在政治上把中国的发展绑在了掠夺者的战车上，而且在经济上把中国的资源、环境、社会财富及中华民族的未来变成了美国债务帝国的殉葬品。
　　
　　
　　经过三十年的“伟大改革”，一个“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国家又屈膝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口口声声要崛起的大国，其国民经济70%依赖于美国和西方消费市场，因而变得如此脆弱。刘涛在他的文章中对此更是毫不讳言，“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会因为“美元帝国寿终正寝”而“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 “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正因为如此，中国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顾广东、浙江数万企业的倒闭潮，又继续增持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超过连续减持美元债券的日本而成为“破产帝国”最大的的债权人。改革家们三十年来的“伟大杰作”就是让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经济跳上债务帝国的“贼船”，与之同沉浮、同生死。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不能接受这样的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成果”，不能接受这样的“改革开放”。
　　
　　
　　我们与改革家们的根本分歧在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于如何认识和面对这个西方金融寡头操控下的所谓“世界经济秩序”，也就是这个以美元为本位经济体系。我们认为这个西方金融寡头营建了数百年的垄断体系是不合理的。改革家们认为是先进的；我们认为这个剥削不发达国家的体系是不公平的。改革家们认为是高效率的；我们认为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依赖于西方体系，国家将永远成为这个体系的附庸。改革家们认为只有引进西方的体制才能快速发展经济，即使依赖也在所不惜；我们认为只有坚持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民族才有发展前途。改革家们认为必须尊重和维护美国方的经济霸权中国才能有前途；我们认为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应该以我为主，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秩序，并对此充满信心。改革家们认为不可挑战现有的西方经济秩序，中国的发展应该融入或归化到西方的体系中去。
　　
　　
　　如果说到融入西方的经济体系，非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要比中国进行得更早，也更彻底。但是今天世界南北差距是越来越大了，不是越来越小了。这些不发达地区国家的问题几十年后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采取的是引进经济，GDP持续增长。欧美国家把他们的加工业纷纷转移到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控制他们的能源、汽车和电力工业等等。最后拉美国家政府被欧美国家操纵，出现了只增长不发展的怪现象。西方国家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或一旦西方发达国家把加工产业向其他地方转移，便直接导致拉美国家的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拉美国家同样悲惨的道路，呈现出严重的“拉美化”倾向：贫富悬殊扩大、金融腐败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国民经济中对外资依赖型经济比重达到70%。
　　
　　
　　然而中国的发展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相比较，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信仰和文化的差异。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自身来说是带有深刻的国际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对西方来说，意味着地缘政治的冲突和文明的冲突。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斗争，其目标不是与西方的“和谐合作”，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荣，那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状态，是斗争相持阶段各方实力达到平衡、且相互利用的表象。生存就是斗争，发展就是斗争。这不是我们主观用一个“和谐世界”、“同一个梦想”之类口是心非的甜言蜜语就掩盖得了的，或加以否认的。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历史时期，生存斗争意义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争取是在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而经济体系的独立是世界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发展独立的经济体系，其目的是摆脱中国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奴工”地位。依靠虚拟经济的发达来掠夺世界财富的帝国主义国家及国家集团与受经济奴役的那些以世界奴工地位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劳动国家之间永远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劳动国家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生存的危机。在西方现有体系下劳动国家是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改变其地位的（除非通过战争），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剥削殆尽后，其民族国家及其民族文化也将随之消亡。
　　
　　
　　《孟子•尽心》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岩墙就是行将倒塌的墙，知天命者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美国债务帝国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贸易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在经济上是一堵行将倒塌的危墙，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掠夺者眼里，无国界的掠夺才是最有效、最彻底的掠夺。世界上凡是发源于游牧民族的文化都有这种“亡其国、灭其族、夺其物”潜意识的惯性遗存。嗜杀掠夺的本性，虽经数千年的进化，始终还渗透在他们后裔的现代行为中。如同食肉动物那样，他们的生存竞争的方式就是咬断你的脖子。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行径已将这种兽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崛起必然无法回避这个血淋淋的斗争，这才是大国崛起的战略着眼点。而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是“杀子伺虎，断续绝嗣”之路，决不是大国崛起之路，因为我们不是在追求三五十年的“暴富”或诸如此类的“经济奇迹”，我们是要为沉沦了五百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后一千年历史的延续立命。